桥和路（1/1）

姜敬宽金庸

《明报月刊》是海内外数十位学者及文化界人士长期函商的产物。此处摘载数函。姜敬宽先生系纽约《留学生季刊》发起人之一，并为《明报月刊》原主编。金庸先生系原明报社社长兼总编辑。

姜函（一）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

我上次信中所设想的“桥梁”概念，最关键的可说也就在此。因为把我们做的事或办的刊物比喻作桥梁是一回事，而这个“桥梁”之是否能够让人人通行无阻（换言之，即是否真正能沟通大家的思想），却是另一回事。更确切地说，真正的桥梁就是先必须至少具备以下两个条件：（一）设计时应顾及它将来所能承担的重量；（二）建筑时应该考虑它的持久性。因此，对一个刊物来说，要在精神上符合这两个条件，最基本的、最可靠的“建筑材料”便只有各人共同具备的良知良能。尤其在我们这个旧道德已经被破坏而新道德尚未形成的过渡时代，这种发自心底的声音才是我们唯一的衡量标准。因此，我个人对于已经出版了一年多的《留学生季刊》所一直抱有的一个基本希望，便是以它为考验自己的过程。谈理论、谈计划、拟大纲、编施政方针都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长处，但一涉及实行或“言行一致”，便立刻显露出“偏差”或甚至“背道而行”。如果，我天真地幻想，如果我们都只从每个人最基本的良知良能做出发点，对任何事注重实效，按部就班，一步步本着自己的能力实行，对于别人的长处不存“文人相轻”之心，对于自己的短处不“自欺欺人”，推诚相见，互相合作，任何大事，还怕不能完成？国是问题——分裂与违背人性的措施等——还怕不能迎刃而解？

姜函（二）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

如我在信中所说，我的基本态度是希望建立一座人人可以通行的桥梁，绝无私心，亦无政治企图，完全以新闻从业员一分子的身份，尝试建立一种超然的民意机关，为我们的前途奠定一点真正“民主”的基础，为丧失信心与希望的人民开拓一条道路，在思想上发生一点导引的作用——这难道不是每一位现代的知识分子应担负的历史使命？

姜函（三）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七日

八月廿五日函奉悉。蒙你提及我上次“股东订户”或“订户股东”之建议，愿就浅见所及略加补充如下：目前一般知识分子，由于生活及工作之紧张忙碌，特别在英国，除非与自己有关之刊物，极少去注意的。尤其今日中英文刊物如此之多，事实上也不可能兼顾。因此，许多精彩文章及有思想之创见，均消失于无形。是以弟有“订户股东”之建议，目的不在图利，而在能使刊物与读者（或作者）真正打成一片，不但在思想上求其交流与共鸣，在业务上与生活上也能互相取长补短、互相充实。这个理想，事实上也就是我以前所说的“文字桥梁”的具体表现之一，如能逐步实现，则不仅我们的理想刊物可以发生较大影响力，即我们的民族劣根性（不合作主义），也可逐渐破除。因此，使我感到，“明报月刊”这个名称，是否能代表更深一层的现代历史意义？我曾希望把《留学生季刊》改为《国际中华》（chineseinternational）：一方面表示目前的世界潮流是“国际化”，另一方面也可以显示出读者对象之以海外所有华人为主，同时并兼为国人与异族思想文化之交流媒介。未知尊意如何？至于专栏转载一节，实与弟之私意不谋而合。美国《文摘》及《新闻摘要》刊物之风行一世，主要原因即系人人忙碌不能兼读所有出版品所致。《明报月刊》如并非专门性刊物，对于无政治色彩之重要新闻文献之摘要，似不应忽视。最理想，当然是能有《明报月刊》一卷在手，重要国家（中华为重心）及国人动态均可一目了然。否则，如以意见为主，势必发展为“宣传”刊物。国人对“宣传”品之厌恶心理，相信你是比我了解得更多。不早加避免，则前途可虑。

姜函（四）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一日

《明报月刊》出版日期很近了，你一定很忙，而能抽空给我写信，实很感激。我的信件多为兴之所至写成，颇不成章。不过如果你觉得有刊布价值，希尽量修改斧正后发表，以免引人见笑。以下我愿再就浅见所及，将我对《明报月刊》内容方面的希望，提出数点如后，以供参考。

（一）《今日大陆》专栏，如能每期将有关文化、教育、学术研究及文艺创作各方面之新闻，做一简单扼要之报道，则可满足许多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对大陆动态新闻之渴望，这是香港“地利”之便，其他刊物是不可能竞争的。但在取材行文时，务必要避免“宣传”或教导的口吻，以免引起读者反感。

（二）《海外集锦》专栏，可将海外出版界（中英文刊物）所刊载之有关中国政治、学术、人物等之文字，做一简单介绍，以便无暇遍览所有刊物之读者与时代不致脱节。

（三）专文——如中华语文问题、华侨之是否应该对国事中立问题、海外华侨教育问题、国际婚姻问题、华人的道德问题，等等，最好能以你与各友人之联系，先将问题之中心范围确定，然后分别请人对此种问题发表意见，或以个别发表，或以“集谈”方式发表，对海外知识界将可发生很大影响力。

金庸函（五）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

计划经年的杂志，现在做如下的决定：

一、名称叫作《明报月刊》。之所以用这个名字，主因在于要《明报》拿钱出来亏累。我们这本杂志，言论和立场必须是独立的，作者应当有充分的自由，因此，绝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。但这样一本比较理想的大型杂志，每个月的亏累数字恐怕相当不小。这绝不能由朋友们的捐助来长期维持。与其干了一年半载终于无疾而终，只剩下一些“可惜，可惜！”的叹息之声，不如将它放在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上，由《明报》的人力、物力、组织力，来加以支持。我们虽不能保证一定成功，但至少可以保证的是，一定比散漫的“同人杂志”有更多成功的机会。

二、除了名称与《明报》有联系外，杂志内容完全独立，不受《明报》编辑部的干预，那也就是说，朋友们对这本杂志的各种要求和理想，完全可以照原来计划推行。《明报》所提供的，主要是物质支持。事实上，凡是《明报》的读者都知道，《明报》向来力求去除偏见，尽可能容纳各方面的意见。我们企望在这本杂志中所保持的，主要也只是这种风格而已。

三、希望广泛征求各地学人朋友，参加“编辑委员会”，或“编辑顾问委员会”。《明报》所提供的只是物质支持，杂志的成败久暂，完全决定于是否能得到海外学人们的热心参加。弟个人代表《明报》，出钱出力来参加这个计划。然而这个计划，是大家所共有的。对于《明报》本身，老实说，这本杂志的计划没有多大好处，我们所要说的话，尽管在报上说好了。

四、除了学人们的文章之外，我们希望有一个《文摘》栏，容纳各地报纸和杂志中的“好文章”与“重要资料”，目标是：“《明报月刊》一卷在手，不再看其他中文杂志也勉强可以了。”

五、杂志的编辑宗旨，简单来说，希望是“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”“抗战前后的《大公报》式”，以严肃负责的态度，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，能够有积极的贡献。但它也应当有温和可亲、富于人情味和幽默感的一面。我们希望在经济上，它每月的亏累能逐步减少，以至能自行平衡。平衡之后再有钱多，便增加篇幅、提高稿费、减低售价。

不可能以“中国士大夫”的方式来办这本杂志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，要一个事业长期维持，必须有企业化的经营和管理。但也不是纯粹的生意经，因为它是“不营利”的。如果要做比喻，那是“明报基金会”捐一些钱出来，办一件大家所乐观厥成的事业。

六、我们努力要做到，在工作人员的心中灌输一种思想：“我们是在做一件极有价值的服务。”目的绝不是在追求任何个人的、党派的、集团的利益。《明报》目前在出版三本杂志，工作人员在这方面很有经验，很有效率。我们有自己的字房、印刷所、发行系统等，一切会十分顺利。

最大的问题似乎是稿件。但这应该不成为问题。朋友们讨论了多年，要出一本杂志，来发表自己所喜欢写的文章。现在这本杂志要出版了，请大家把文章写起来就是。弟个人是全心全意进行这个事业了，请你通知朋友们：事业开始了，大家一起干吧！

原载于《明报月刊》一九六六年第一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