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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于，高级官员忍不住了，很小心地问道：“我们有什么新闻吗？”

他有意识地说“我们”，这种方式是为了让人明确地明白，检察官在这个方案中也是参与者，和高级官员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，当然，不仅仅和他一个人是这种关系。

“已经在工作，”检察官慌张地点了点头，不失身份地正了正他喜爱的、过了时的金框眼镜，并把装有浓咖啡的茶杯推到桌子边，继续说，“一切都已商量妥了，一切就绪。钱不在波兰人那儿，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，这点也不值一谈。”

“那么是在俄罗斯？”对方领悟地摇摇头。

“再没有任何地方了。”

“您找到这些钱了？”

“找到线索了。”就像通常在这样的谈话中检察官很圆滑，并有点支吾搪塞。

“那么现在钱在谁那儿呢？”有白头发的人忍不住把身子倾向对方。

“就在它应该在的那些人手中，”戴金框眼镜的人给人一种不坦白的诚实的感觉，“一切都进入了轨道，只是出现了不大的、没预料到的意外阻碍……几个剧中人弄错了自己的角色。红衣服的坏蛋决定在穿蓝衣服的坏蛋那地运用这些钱，但在那里又出现了穿黑衣服的坏蛋，并决定丢掉所有的人不管……”

“毫无疑问，红衣服坏蛋你一定就是指我们了？”特别诚实的玩笑，至少是发自内心的。

检察官咬紧了嘴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