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宗篇4 最后的告别（2/4）

不过这一回，他没有如上尊号、庙号之事那般乾纲独断，强平异议，他是看出来了，未来纷扰不会少，若都由他亲自下场卖力，那他这个皇帝可就有得辛苦有得忙了。

关键在于，刘旸可不是没有根基的，三十多年太子生涯积攒下来的东西，磨砺出来的经验，那也是深不可测。

只露出一点苗头，便有一大波人奋起，与那些“复礼”之徒进行论战。李昉、韩徽、寇准、徐士廉、王旦、鲁宗道等臣，这些人联合起来，那战斗力是毋庸多说的，尤其是李昉，谈儒论道，讲礼说法，先不说业务素质，仅靠个人威望都能压倒一片。

于是，在一番压倒性的胜利过后，皇帝刘旸很虚心地接受建言，大行皇帝于开宝三十年寒月三十日下葬。

一场葬期之争，竟闹得满朝轰动，这让刘旸产生了极大的反思。既在反思己身，也在反思帝国那些看似完善的条制，别的不说，就这帝王丧制就难称完善，说到底还是经验不足，便是把大行皇帝算上，开国以来一共也就这么两次。

事实证明，条制上写的那么多东西，在落实的时候，不合适的地方还是很多。毕竟，每个时期，每个皇帝，面临的局势都是不同的。

因此，条制的规定，还当保证在帝位传承、新旧交替期间国家社稷的安全稳定，绝不能抱残守缺，稳定压倒一切，这是刘旸就此事得出的结论。

刘旸对大汉帝国早有改革之心，但他怎么也想不到，竟然是从丧制开始。

……

开宝三十年秋季的洛阳，除了满城缟素与长时间的禁娱禁酒之外，最常见的画面，大概就是不断有来自帝国四海八方的贵族、官僚、将帅、诸族代表、外国使节。

不管什么身份，来自何方，目的只有一个，祭拜大行皇帝，包括那些已然退休、贵养的乾祐老将、开宝功臣们，只要还能动弹，都齐聚京师，洛阳城也着实有好些年没有如此热闹，这就是大行皇帝驾崩带来的轰动。

奔丧固然是群英汇聚的主要原因，但明显也不乏暗怀其他用心者，帝位传承、新旧交替，实在是适合投机，只要对政治还抱有想法。人多嘴杂，也就使得大行皇帝的丧礼，变成了一些人的政治表演秀，还没法责难，“忠正”之士表现对大行皇帝之追悼、怀念，这谁敢责怪，是何居心？

在整体悲伤的氛围中，也有一些不和谐的事情了，这就不仅局限于烂事极多的帝国上层权贵，还包括中下层百姓。国丧期间，不能饮酒，不能嫖娼，不能搞任何聚会性活动，犯了事罪加一等，不能结婚，甚至不能家里死了人也不能大办丧事，以免冲撞灵驾

如此禁制，三五日自是应该，十天半月也勉强忍受，一旦逾月，那闲言碎语，晦气怨愤，就跟着跑出来了。

即便畏惧皇城司的密探、府衙的眼线，不敢诉诸于口，心里骂咧两句总是难免的。至于骂谁，除了朝廷官府、肉食权贵，还能有谁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