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76章 伐元(十)毒计（3/4）

扬州为什么也要求申时行提高漕运比例，答案在此已经不言自明。

不过，申时行的麻烦不是本章此刻要说的重点，重点是王锡爵此刻的目标对象：漕工——也叫漕军。

成化七年后的大明，每年征收漕粮的工作由12万漕军来负责，这些漕军来自运河沿岸的124个卫所，漕军在工作上听从漕运总督衙门，但人事关系留在本卫原处。

这个制度一听就知道肯定有很大的问题，事实也是如此，各级漕运官员克扣军饷，奴役士兵情况普遍存在。比方说，如果运输过程中漕船因气候原因或搁浅漏水而导致粮饷的减少，则需要由漕军来承担百分之四十的责任。

漕军为了养活家庭，就通过各种方式赚取收益，结成了一个利益集团，以保障自己的生活。这里的“各种方式”，甚至包括走私贸易——盐也是其中之一，甚至还是主要走私品。

你看吧，事情又绕回了淮扬。淮扬是盐业聚集地，漕军或说“漕工集团”早就和淮扬大小盐商们达成了利益共同体，漕军需要盐商们供货，盐商们也需要漕军“免税分销”。

显然，在这种制度下，所谓漕军很快就失去了战斗力，变成普通的劳动组织，即所谓漕工。说他们毫无战斗力可不是胡乱冤枉，比如正德五年(1510年)，山东一伙反贼将停靠在济宁港的1552艘船只洗劫一空，而如此多漕船上的士兵居然毫无作为，任由反贼取走，哪有半点“兵”样？

这事件当然震惊了整个朝廷，山东道监察御史质问漕运衙门：“……但军至数万，总兵、参将统制，把总、指挥分领，未闻何官以勇死伤者！”这充分暴露了所谓漕军作为军队而言已经完全是名存实亡，他们彻底由漕军变成了漕工。

内陆运输本来就有很大的弊端，一是运河河道窄浅，经常面临水源不足的问题，尤其是初春暮秋时节，河道干涸，需要人工引水；二是刚才说过的，黄河经常决口，所携带的泥沙就流入运河中，疏通河道耗费巨大。

因此早在成化二十三年(1487年)，礼部侍郎邱濬便提议重开海运。彼时，他详细讲明了海运的优势：“海运虽漂溺之患，但海舟每艘可载粮1000余石，相当河舟三倍，省牵卒之劳、驳浅之费、挨次之守。”

邱濬就是《大学衍义补》的作者，高务实当年陪高拱起复来京时就在读这本书，他认为邱濬是大明朝难得的经济学家之一。可惜他说得再有道理，当时朝廷仍然未曾采纳，只是嘉奖了他一番，大意是您老辛苦了，但是事情不太好办，以后再说吧。

到了嘉靖初年，内阁大臣桂萼提出恢复海运，“舟行海洋，不畏深而畏浅，不畏风而忧礁”。此议论一出，很快就遭到了很多官员的反对，尤其是漕运总督衙门直呼祖宗之法不可变。

顺便提一句，桂萼才是真正的“一条鞭法之父”，是他头一个提出此法的。别的不说，夸桂萼是个“有见识的改革派”想必错不了。

再之后就是重开海运了。隆庆六年，由时任漕运总督王宗沐、都御史梁梦龙联名首倡(当然这是在受过暗示之后的动作)，内阁高拱、张居正立刻表示支持，户部在商议后同意试行海运，于是万历元年三月，第一批12万石粮饷顺利抵达天津港。

如果事情只到这一步，或者只到张四维往海运加入高价值贡赋，问题都不大，甚至申时行秉政前期犹犹豫豫也没关系。漕运虽然被海运“瓜分”走了五分之三的份额，但也还能勉力维持，加上漕粮运得少了，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走私，漕工们的生活水平居然还略有提升，那自然是能维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