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 圈子（2/5）

正因为这样的区分，所谓“文化共同”反而成了减分项——毕竟存在着这么一个“最熟悉你的也许是敌人”的谚语——比如林义龙和凯蒂经历了“匿名电话”检举中餐馆非法用工执法，再比如林义龙和之前出场的陶维扬介绍的松露商人们的“在商言商”。同胞间的所谓的“共同利益”是没有办法框定的，一些人并不认同“我们是同胞”；就算能建立相互认同，也有“个人利益”和“共同利益”的相互取舍，既然如此，不如单干。

群体和群体之间能“共鸣”或者能够相互了解的——或者说能够暂且相互信任的——也只有工作和家庭背景类似的群体：说来也怪，反而是这些人能够搁置文化上的不同在一起抱团。

就算是不通过这个方式，倘若林义龙有和威斯敏斯特有关的诉求，会通过菲斯克先生和他在农民俱乐部里的“朋友们”进行反应；此外，就算是社团的“互助项目”，他也是绝对不缺资金的，更不缺乏专业建议。

林义龙有想法肯定属于经验主义——可话说出来，除去中超市和中餐馆，林义龙自己好像并没有从这个群体里获得足够的利益，甚至因为各种各样的“先入为主”与“坑的就是自己人”的经历，让他对同胞有些敬而远之。

正因为此，林义龙私人关系相对不那么“陌生”的，反而是他在法学院时的同学、住在寝室和寄宿家庭的室友以及在教会英语角认识的一些同伴——这些人之间，几乎没有同胞——在和林义龙关系好的同胞，大概也只有邦妮、雷和一直都在东南亚做人力资源的克里斯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