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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降低息钱，百姓就会更愿意向官府借贷。穷人没钱本来就要借，而富人原本未必要借，息钱一降，也就有了借贷的意愿——尤其是商人，做生意需要银钱周转，能得到低息的借款当然是好事。就算不经商的富户，从官府借来这笔钱，转手借给其他商人，也能赚一笔利差。

耕牛和农具，富户原来也不见得要借。但官府提供一段免费租借的时日，地越多可借得越多，那富户借来转租给自己的佃户，也能赚一笔租金。

至于最后一条更直白。让佃户主动把田地上报了，地主的情况不就都清楚了？

朱瑙道：“此几条是我临时想到，你们若有其他想法，亦可提出。”

徐瑜已全然明白了，总结道：“府尹的意思是，以利益鼓励百姓不再弄虚作假，而非以严刑峻法镇压。”

朱瑙颔首。

徐瑜若有所思。先前所有官员出的主意五花八门，究其根本，都是以严厉手段威胁震慑，使得百姓和恶吏不敢再徇私舞弊。但是徐瑜做官多年，一路从小官做到大官，他很清楚一条政令的推行有多难，而想以严刑峻法震慑百姓，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，有时还会引起后患。

毕竟法不责众。就说这田地丈量，若十户人家里只有一户舞弊，罚也就罚了；可若十户里有五户舞弊，真要全罚，只怕激起民怨与反叛；可若五户犯法，只罚一户，想来个杀鸡儆猴，效果也未见得好。那些舞弊者左右瞧瞧，还有其他三户人家与自己一样不曾受罚，自然会抱有侥幸之心，不将官府政令放在眼中。

总之，严刑峻法不是无效，但效果绝不会像推行它的官员们所想的那样令行禁止。

而朱瑙的做法，以鼓励为主，若百姓自己不再有舞弊的动机，那舞弊之事自然就会大量减少。但是这么做，或许清查人口、丈量田地的目的能够达到，官府的开支也会相应增加，收入却有所减少。

于是很快就有官员就此提出疑问：“府尹，我们清查人口、丈量田地的目的乃是为了照实收取赋税，增加官库收入。可若依府尹之计，田税虽可增加，又要返还，而官府还少了借贷利息，官库收入愈发减少。这不是事与愿违么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