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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就借着这一点，只给他升了两级，还让他在这自己收拾新得的土地。王言已经离京两年，这次又能多摁好几年。

当然王言也是愿意的，不论是新钞的推广，还是对西夏、契丹的渗透，亦或是现在的兵权，都是他需要的。

这一仗打的很成功，收获很大。整体的将西夏的土地所了一大圈，基本上就是给西夏留了口气而已。所谓穷寇莫追，再打下去，西夏一定会爆发更大的潜力，死命反扑，这也是京城大臣们的一些考量。

王言没有强烈的反对，主要的原因，是他目前还没办法跟整个大宋高层对抗。不过西夏被打的元气大伤，这其实也是一部分原因。

接下来，他可以一边治理新打下来的土地、人口，一边慢慢的调理西夏，当然契丹也不会放过。新开了两个榷场，东西各一个，分别与西夏、契丹贸易，这就是突破口。

没藏讹庞等人说的是对的，西夏境内反叛不断，各种的杀官造反，都是他派人鼓动的。目前宋、辽、夏三家，若把盘剥比个次序，那么西夏肯定是最高的，其次是辽，最后才是宋。

这两年因为王言的原因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官的风气，也让大户们收敛了很多。那么大家都收敛一些，少捞一些银子，社会矛盾就会有很大的缓和。

因为他们在给自己留后路，但凡叫个‘有识之士’，他们都清楚的知道，王言就算不能挂相，也是辗转地方的大佬，王言如此威势，根本不可能让他在边地任职太久，那对国朝是个灾难，早晚有到他们家门口当官的时候，那他们可就完了。所以都默契的给自己留条路，被收拾的时候也有话说。

现在王言又把西夏打废了，眼看着不久的将来必然打契丹，他们想跑都没地方，只能钻山沟子里。而王言没事儿还会派兵扫山，驱赶猛兽，打击山匪，他们连山沟子都不能藏太久……

范仲淹还没有具体安排，但是王言可以肯定的说，范仲淹不可能复相。因为变法，是不得不变的时候，才能推行的下去。现在情况有些好转，还夺回了不少土地，是不会支持变法的。

不过另一方面，王言的改革方法是行之有效的，杭州、青州、延州的都是肉眼可见的成功，大宋君臣又不是不知好坏的傻子，他们肯定还是会想办法，慢慢的在全国推行，只不过不能如同王言那般凶猛，而是更加的温和些。

而这个‘温和’就是赵祯调范仲淹入京的目的，赵祯还没有老糊涂，他还是想着让他赵家的江山更好，也让他死后的名声更好，他到了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。

再说回到变法就是搞钱这一条宗旨，范仲淹大概会进入三司做个副使，挂一半的相。

范仲淹自己也是有预料的，回京途中拐了好大一个弯来见王言，就是来跟王言商量商量如何‘温和’，以及大致的行动方略。

不同于王言的不招人待见，范仲淹还是很有威望的，在于他为官多年的经营，以及他的年纪。就当官来说，年纪小是优势，年纪大一样是优势。而且范仲淹在青州的改革，就已经很温柔了，虽然也遭遇了刺杀，但就抵抗程度来说，是远不如杭州大户的。

所以范仲淹的信心还是很足的，他说跟王言一样人嫌狗憎那是自嘲。再者从杭州到现在已经有六年，这已经不短了，不论是当官的，还是大户，都已经有了认识，杭州那边必然是以后的改革方向，算是试点作用。

另外一点，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，范仲淹有法宝，若是在一些关键问题的时候不好推进，他就一句话解决问题，我放王言了嗷……

王言，在上位者眼中是好刀，在下位者眼中是绝对凶猛的恶犬，嗷嗷咬人要人命的那种，可疼可疼了……

除了商议‘温和’之法，统一以后的行动意见以外，就是让王言再给看看身体，还有狄青也一道看一遍。

听说在先前打仗的时候，两人成竹在胸，根本不熬夜的。那么紧急的时候都悠哉悠哉，想来以后也会更加注意……

送别了范仲淹，王言开始专心的经营的河南路的地盘。

不外乎那么三板斧，干大户，干流氓，分田地，收商税，大量的开展工程建设。再加上他掌握着的自主发行新钱的权力，而不必要拿大量的铜来铸币发行，就如千年后的国家发展一般，一定程度的财政赤字也是无所谓的。

而且中央朝廷也不跟他收税，他只要保证新得的土地安稳，并掏出一部分的边军军资，那就是成功。事实上这才是京城对于边地官员的要求。

只不过他们没想到，王言来了一年，就把延州给致富了，还练出了一支强军，直接就拉出去打西夏。甚至于整场战役下来，延州方面的军资，并没有要京城支付，只是提供了大量的军器武备，以及正常的禁军开支以及少量的禁军伤亡抚恤，弥补了一些粮食缺口，剩下的全是延州一州之力撑下来的。